网络政治研究的转向与大学智库作为

复杂现代性发展情势下的网络政治研究,有鲜明的二重性,即主体性与场域性。前者从本体论意义出发,视网络政治为通过交互方式以寻求生存发展的政治形态;后者从方法论角度把网络当作一种研究社会的特殊方法,即网络政治是社会力量互动博弈的场域政治。这种二重性交融且向后者位移的研究转向态势,表现为从简单的载体铺陈向立体化的过程逻辑解释的整体转变。这样,诸如在场与缺场、解构与建构、生产与传播、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本、生态系与社会熵以及有效性与合法性等十大问题,网络政治研究的历时性命题便被逐步压缩为共时性表达的复杂题域。因此,回答网络政治的逻辑,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应瞄准的焦点——为公民政治发展导向下的本体性焦虑寻解。在快速转型的网络政治语境中,作为"智库娇子"的大学智库发展,需要深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和理解性地切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在对策建言、战略引领、思想创建、秩序建构等层次上,进阶式地契入到满足大国民生、风险社会、协同创新等内生新需求的智识系统之中,担当好、担当巧"保存制度的祭司"和"发展制度的祭司"。以此,走出单纯应景性与纯专业碎片化的大学智库,或将成为营造和完善中国政策市场(尤其是政策分析市场)的关键性"撬动"变量。     

清入关前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与满洲对索伦部的政策

明清之际，满洲崛起于东北，以居住在辽宁东部的建州女真和吉林松花江沿岸至南部的海西女真为主体，联合东北其他少数民族形成满洲共同体。满洲的民族联合过程属于聚合过程，血缘、文化相近的民族或部落、部族汇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满洲民族联合的过程中，索伦部一些人员加入满洲，成为新满洲，融入到满洲共同体中。对于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满洲对于仍居住在黑龙江北的索伦部，实行朝贡赏赐、联姻、编旗设佐政策，淡化其民族认同，加强其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从“之江新语”中看习近平对群众观思想的实践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历史的群众观。群众观问题事关执政党的成败兴亡,习近平深知与熟谙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也一直坚持实践着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以实际行动很好地践行了他一贯坚持和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浙江的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之江新语"就是习近平在此期间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系列短论集。短论中提出的一些主张及时地回答了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从而非常生动地体现了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上的一些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篇文章旨在研究总结习近平同志浙江任职期间在群众观思想指导下的一些优秀实践经验。     

多退赃案件的证据学分析——威格莫尔证明图示在陈培根受贿案中的应用

前广东省恩平市副市长陈培根受贿案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人家属退赃数额多于检察院指控的以及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数额。从证据学的角度看,"退多判少"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认定受贿数额的司法证明活动存在证据短缺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事实认定的模糊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证明不受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制约。威格莫尔证明图示有助于理清案件现有证据及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展示证明思维的合理性、反思证明过程的规律。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     

新常态下货币供给对工业经济的非对称冲击——兼论冲击路径的情景设计与分析

货币政策冲击对工业产出和价格的非对称影响，是新常态下把握好货币供给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的重要参考依据，有助于提升货币供给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局部投影方法在不同区制下，计算工业产出和价格对货币供给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冲击对工业产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且总体上表现为中性特征；而货币供给冲击对工业价格的影响不仅在不同区制下，而且在新常态前后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和非对称性，总体来说是短期有效，长期中性的。情景设计的分析结果显示新常态下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来刺激工业经济是不可取的，其作用效果可能出现工业产出停滞不前，工业价格急剧飙升的工业滞胀。因此，需要从工业产业升级，工业技术创新等工业供给侧寻求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机制。     

考虑消费者预期的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市场价格竞争模型

分时租赁平台作为电动汽车推广的主要方式，其特征与打车软件类似，在风险资本的推动下极易引发价格战。各租车公司的市场需求量不仅与自己的定价有关，也与竞争对手的定价策略相关，目标都是各自利润的最大化。本文在考虑消费者预期的基础上，研究了需求函数为线性情形下的多人博弈，证明了此博弈是超模博弈以及Nash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并进一步揭示了降价幅度、交叉价格和价格敏感消费群体占比对均衡价格、均衡需求量和利润的影响关系，讨论了价格竞争过程中各租车公司的决策过程与利弊关系。结果表明：任意租车公司的降价行为都会引发整个市场的降价反应，且降价幅度随着博弈阶段的推进逐渐减小，最终收敛于均衡价格；动态定价博弈存在最优组合策略，市场竞争时应当把握好降价幅度，避免过度的价格竞争；均衡价格是关于消费者预期的单调减函数，价格敏感的消费群体占比越大，租车公司间价格竞争越激烈，降价幅度会越大，均衡价格越低；对于市场份额大的租车公司利润是关于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占比的单调增函数，但对中小租车公司而言则是单调减函数，价格敏感的消费者越多，对大公司有利，对中小公司不利。     

文化遗产国际司法保护的发展

从19世纪开始,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就被确认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故此,《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规约》确认前南刑事法庭对在巴尔干地区冲突中犯下的破坏文化遗产的罪行享有管辖权。通过对该法庭审判的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认为该法庭的审判实践了1954年《海牙公约》和1977年日内瓦公约两个议定书所确立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提供了更丰富的国际法的依据。     

晋陕蒙汉族民歌核心区析论

在晋陕蒙汉族民歌类型区划、结构区划的基础上，聚焦榆林—忻州民歌核心区，指出其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民歌数量巨大，体裁特征突出;民歌影响力甚巨;民歌分布地域差异鲜明;形态特征明显、相似度较高，并佐以直观的音乐地图。同时，揭示了地理区位、自然地理、政治历史、现代革命、方言等因素在榆林—忻州民歌核心区形成中的不同作用。     

立法语言的语体(下)

立法语言是准确表达立法意图、立法目的和体现立法政策的一种专门载体,比一般的语言文字严谨、规范、简洁、通俗、明确。法律文本大到行文成篇,小至遣词用字,都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要求既符合作为法律行业特殊语体的习惯和规则,也要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的语法、语义要求。根据我国立法文本的用字和用词、立法语言的口语以及立法语言的外来词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立法语言具有通用语言文字和特殊行业语言的双重特点,自然也要接受、符合通用语言文字和法律行业语言的双重规范。